谢友柏:这个时代不缺知识缺创意

“这个时代不缺知识,缺创意。”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友柏,基于60年教龄,身处当下的创新热潮,“一针见血”的观点。
近年来,这位机械学和摩擦学专家,跳出自己的专业,关注知识本身与创新人才的培养,并结合自己多年教学经历,主持编辑完成了《创新思维与现代设计》一书。
这部不“专业”的书,书写着谢友柏院士更宽阔的关于教育与创新、人才的思考。他认为,“大学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最后一公里。在这最后一公里,我们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科学精神。”
今天的创新,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竞争
解放周末:您的教龄有60年之久,几乎见证了新中国一代又一代人才的培养。有人说,过去我们的科研人才非常懂得自主创新,而现在教育体制培养的多是考试机器,年轻人在创新和研发能力上反而不及老一代。您赞同这样的说法吗?
谢友柏:不能讲不及老一代。这种观点之所以会出现的一个原因,可能是今天我们对青年的要求比过去更高了。
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。人们对一项科研成果的发明、应用、期待时间比过去短了很多,往往巴不得第一年就能出成果,第二年就能投入市场普及运用,如果等三年没希望,很可能就会抛弃它,转去攻别的项目了。要追上这样的研发速度,必然会对当代年轻人有更高的要求。
不过另外一面,实事求是地说,我确实对当下的大学教育有一些自己的想法。今天,互联网的存在,已经让知识的传播结构有所改变。大学的课堂也不能只是简单的知识灌输。如果我们能打破一些旧的教学方法,采取一些新的方式,我相信会更有助于培养创新人才。
解放周末:您认为互联网怎么改变了知识的传播结构?
谢友柏:互联网让知识的获取变得简单。比如,通过互联网,一个不太懂化学的人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做化妆品。一个从来不懂建筑的人,也可以几天内就把自己修炼成“半个专家”。如果知识太复杂,自己实在学不来,还可以向专门的机构购买知识服务。
过去,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学校里学完所有的知识。但今天,这些都不是问题,一旦遇到不懂的知识,他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解决。我们获得知识,变得越来越简单、容易,甚至可以说,这是一个不缺知识的时代。那么,我们缺什么?缺的是创意。唯有创意,是买不来,教不会,甚至你自己花时间下功夫,都未必能灵光一现的。
解放周末:许多人觉得一个人能不能创新、适不适合搞科研,可能更倚重的是天赋。在您看来,创新这种事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?
谢友柏:我认为创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,一是前期的设计,一是后期的实施。关键是前期的设计。实施如果遇到困难,大部分原因还是出在设计上,是前期设计的时候,没有考虑到现实中会遇到哪些瓶颈。有些人确实对实施不在行,那么也可以通过与他人合作来解决。但不管怎样,没有前期的“idea”(创意),那一切都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所以,关键的问题还是怎样让人富有创意和设计能力。
以前,一些科学家可以为了个人爱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搞研究,有些人直到去世都没公布研究成果。很大程度上,他们是为了兴趣而创新。今天的创新,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竞争。尤其是大众关注的创新,是那些能影响社会、改变社会、为社会作贡献的创新。这种为创新而做的设计,必然是竞争性的。
解放周末:竞争性的创新有什么特点?
谢友柏:我把它分为几个阶段。
第一阶段,要找难点。比如说,别人设计的高铁能达到每小时300公里,我设计的要达到每小时400公里,为什么他的设计达不到每小时400公里呢?找到这个问题,是创新的第一阶段。
第二阶段,问题有了,就要想办法解决。办法从哪里来?没有现成的。必须把你所有的知识都打碎,连知识体系都打得粉碎,然后在头脑里重新组合起来,设想出一个过去从来没想到的方案。但这还只是一种可能。
第三阶段,需要去评价。任何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,你做了,不一定成功。之前都是你主观的设想,最后还要经过客观的评价。最终,创意、设想、评价,组成一个完整的竞争性设计。
现实的机制没有为有价值的失败,留出足够的空间
解放周末:在您看来创新是有阶段可循的,那么,培养创新性人才是否也有方法可依?
谢友柏:可以说,今天我们的大学课堂依然停留在教书上,就是把知识传授给学生,通过学生答题检查他们学得怎样。至于怎样让学生产生创意、更好地培养创新性人才,今天的大学在这方面的思考与作为,都还显得不足。
互联网时代,得到浅知识不难。得到深知识,可以通过知识服务来解决。少的就是创意。而一个学生怎么有创意?我认为是可以培养出来的。可是,我们有多少教育者在研究怎么培养学生的创意呢?几乎没有。培养学生的创意,可能很多教师连这个概念都没有。
1965年,西安交大在上海机床厂调查学生培养情况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:一名学生如果去森林里,我们是给他一个面包,还是给他一支猎枪?给他一个面包,他吃完就没了。给他一支猎枪,他可以自己打猎。
答案我们都知道,教师应该教的是打猎的方法,而不是直接把面包塞给学生。但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一直是“塞面包”的方式。这是一个教育的老问题,现在依然很难转变。
解放周末:要培养学生的创意,您是有这个概念的,又是如何去实践的?
谢友柏:说实话,我也觉得很困难。
解放周末:难在哪里?谢友柏:我主要指导研究生。现在的高校都有很多制度与规定,不按照这些制度与规定,学生就不能毕业。我得让学生毕业,就只能服从学生的毕业需求。万一他们按照我的意见,一直毕不了业怎么办?所以我能影响学生的其实很有限。有的学生毕业很多年后还给我写信,说我给他们的影响让他们受益无穷。但我自己却觉得很惭愧。
比如说,我希望一个学生研究某个有创意的课题。既然是创意,是创新,前人没做过,就要允许他失败。但在高校学制的设计中,学生是不能失败的,失败的话,他的毕业论文就过不了关,博士答辩就通不过。
按照我的观念,只要能科学地论述这个创意为什么不成功,学生也确实努力了,就依然是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。世界上许多科学研究都有前人走了许多弯路,在此基础上终于有人最后取得了成功。事实上,这些弯路对成功者都是不可缺少的贡献。然而,现实的机制却没有为这种有价值的失败,留出足够的空间。因此有时就会造成一种安全却无意义的“实验”,即学生只能设计一个百分百成功的实验,去追求一个毕业需要的“成功”。这种实验,可能是真正的创新吗?
解放周末:这种成功,恰恰也不是创新所需要的。
谢友柏:真正的创新,不会从功利的追求出发,要的是纯粹的科学精神。大学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最后一公里。在这最后一公里,我们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科学精神。
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,是不根据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路
解放周末:作为机械学和摩擦学专家,您怎么会“转身”创作《创新思维与现代设计》这样一部关于创意设计的书?
谢友柏:设计是人们每天生活中都存在的,设计无处不在,但对设计的基本规律我们研究得还不够。我想试着去探寻一下与设计相关的规律性。
我在《创新思维与现代设计》第一章里,写了中国从晚清到现在在设计方面认识的变迁,最后一章是关于设计人才培养的问题。所有对认识的梳理、对规律的探求,最终都是为了创新思维与人才的培养。
在中国有一个经典的设计课本,是德国人写的。他对设计人才的培养,写得面面俱到,比如一名工程师,需要数学、物理学、化学、机械学、材料学,这个学、那个学,列了很长的名单,可能吗?不可能。我不是很赞同他的那套方法。
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,是不根据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路。学生考进大学,其实已经有思想、有能力了。教师并不需要再教他很多具体的知识,他自己可以学。教师主要教的应该是:如何用这些知识,把它们打碎再重组。这个知识的重组机制,在人的大脑里究竟是怎样的过程?心理学家并没有研究得很清楚。我只是根据自己几十年的经验进行了归纳。
解放周末:您认为通过怎样的思维训练,能把一个人培养得富有创意、创新能力?
谢友柏:通常老师教学生某一个知识,基本靠做习题。但题目本来就是有答案的,遵循某种套路。真正培养创意,用这种方法显然是不行的。所以,我提出了四个培养学生的途径:
第一,在阅读当中学习。不管哪一个专业,都可以在阅读之中学习创意。比如,小说的灵感就是创意,作家怎么把灵感变成一本完整的小说,和我们搞科研的过程是一样的。这个灵感转化的过程,学生必须自己去读,在读当中领悟、学习、产生创意。
第二,在观察当中学习。社会上的事情,需要学生自己去看。我老是告诉学生,张三比李四好,学生未必都能接受。究竟张三比李四好在哪里?需要他们自己去观察,自己去琢磨。我们有时候上课,让学生到百货公司、超市去看,让他们观察现在什么产品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,把需求弄清楚,就知道难点在什么地方。
第三,在讨论当中学习。不是老师对学生讲,而是让学生自己讨论、辩论。这个在西方的课堂很常见,我不多说了。
第四,在实践当中学习。让学生自己去做,既然你自己想出了这个创意,那么你自己做出来。在做的过程中,你会知道当初的创意哪些地方不成熟,哪些地方有问题,你会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,而不是停留在解题求标准答案的阶段。
我心目中理想的授课方法,应该是这样四种形式的结合。当然,这四种形式,需要老师在背后花很大的精力备课,因为每一项内容对老师来说也是不确定的、未知的。这就要求老师不能总是自顾自忙碌于科研项目,而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人才培养上。
解放周末:这套授课方式,尤其需要老师和学生的充分沟通与交流。
谢友柏:上海纽约科技大学的校长曾说,他们有一个优势,就是老师和学生在同一栋建筑里,经常在一起。学生有问题,随时可以找老师。我想,这个简单的优势是值得其他高校学习的,因为沟通可以带来更多的观点碰撞与灵感火花。
此外,如果我们以培育创新思维为教学目标,还需要更多的改变,包括教育思想、方法和教材。
培养人才,“人”是第一位,“才”是第二位
解放周末:近几年来中国高校频现“抄袭门”,这似乎更加印证了“中国学生创新能力不足”的判断。您对此怎么看?
谢友柏:培养人才,“人”是第一位,“才”是第二位。首先是一个“人”,“才”才有用,如果连“人”都不是,“才”只能起反作用。比如,一个化学专家他才能非常出众,但他专门制造冰毒去危害社会,那就不是人才。
我刚当选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时,有一次座谈会上,大家就在讨论这么一种状态:教师自己是不是达到“人”的标准了?培养学生,言传不如身教。
多年前,我有一位同事,教课教得非常好,但他口吃,讲话有点结巴。他的助教,本来不结巴,跟他时间长了,讲话也结巴了。可见,教师的身教影响非常大。教师做事的各种细节、处世观、价值观,最终都会传递给学生。
解放周末:但今天对教师的标准更多元了,除了执鞭授课,他们每年的论文指标压力也很大。
谢友柏:是啊,我觉得自己一年能写出一篇论文就不错了。我现在平均两年写一篇。
解放周末:这一篇是指被学术期刊录用的?
谢友柏:我对是否录用,不在意。我有新想法的时候我就写,有科研成果了我就写。写完以后谁录用、谁不录用,我不关注。
就说我们机械学领域,一个人一年出十几篇论文,怎么出来的?做实验也来不及啊。世界上有名的科学家,很多人一年都写不出一篇文章。有一位院士曾经讲过,用影响因子评价一个人的成绩是害人,是进步的阻力。但我们现在没办法,想不到更好的评价方法。于是,抄袭似乎就变得不算特别难为情。
解放周末:现在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习惯于把科研工作业绩量化和指标化,注重量化结果。这种量化,对创新和创新思维来说,有时却是一种束缚。
谢友柏:是的,我们需要一种鼓励创新、能够创新的氛围与制度保障。
教育思想要跟上创新的步伐
解放周末:也有人认为,无论体制怎么样,真正做科研的人,就得耐得住寂寞,坐得了冷板凳,本身具备一种工匠精神。
谢友柏:以前,广州机床研究所有一名工人,100毫米直径的圆孔,光用手研磨,做出来的精度可以达到一个微米。那个时候,人都是苦练的。但现在,这样的技术工人还多吗?还被社会关注吗?
我小时候看过一盘录像带,讲的是居里夫人的故事。居里夫人发现新元素的时候,起初没有人承认她,也没有人给她奖金。她就在一个简陋的实验室里做了五千多次实验,用了两千多只碗,最后才把新元素提炼出来。当时,我看完这个故事片深受感动。
解放周末:您是被这种科学精神所影响,所以从事了这一行?
谢友柏:我奋斗了几十年,但没有什么大的成就。只能说,我努力了。有人讲,你都当院士了,还没有成就?我说,我自己掰手指头数数,确实没有什么成就。
有些行业内的报纸老是叫我写成就,我一再拒绝。同理,它们刊登的那些科研成就,有时我也不完全相信。直到现在,我们自己编的好的科学教材,依然很少。如果你去书店找,科技方面过硬的书几乎没几本。我曾经问汽车领域的一位院士,书店里面有没有汽车方面的好书?他摇头说,少,都是一些汽车修理工手册。
解放周末:这些缺乏,直接影响着对创新的培育。
谢友柏:是的。培养创新人才,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,比如编写教材、改变授课方式等等,甚至高校的教育评价体制和教育思想都要跟上创新的步伐。
(本文转载自今日《解放日报》。编辑邮箱:shguancha@sina.com)